1959年7月，在南昌，贺子珍与好友朱旦华回忆起多年前的离别。她表示当年“见识少”，这短短的一句话蕴含着对往事的懊悔与反思。同年夏天，曾志在庐山会议期间获知贺子珍在南昌休养，便前去看望她。两人早在井冈山时期相识，曾志见到贺子珍身体欠佳，心中颇为忧虑。之后，她将贺子珍的近况向毛泽东提及。

这次谈话促成了贺子珍与毛泽东多年来的重逢。毛泽东安排人将她接到庐山，7月9日晚，两人在庐山的住处相见，交谈了约一个小时。尽管谈话细节记载各有不同，但可以确认这次会面相当低调，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亦令毛泽东关注。久别重逢并未展开太多对话，毛泽东询问了她的身体情况，并叮嘱其遵医叮嘱行事。贺子珍情绪激动，几度流泪，而毛泽东对她的精神状况也表达了关心。

回到南昌后，朱旦华提起贺子珍当年离开延安的决定，贺子珍解释说自己“见识少”，对此选择感到后悔。虽然这只是她晚年回忆的一部分，不能完全概括所有往事，但至少展现了她对那段经历的理解。离开延安并非一时冲动，贺子珍在长征中曾受伤，身体的持续不适让她考虑前往苏联治疗，并希望进一步学习和锻炼，这与当时的情况密切相关。

然而，仅靠身体原因并不足以解释她远行的决定。1937年左右，延安迎来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，贺子珍意识到自身与他人的经历和教育背景差异。受到有限教育的影响，她在投身革命的过程中，难免在情感与新环境中感到不适。因此，离开的决定更像是长期积攒的矛盾，在一次冲突后爆发出来。

当时的延安生活条件不佳，工作压力大，个人情感与事业交缠，无法简单地用“为了治病”或“为了学习”来总结。贺子珍提到的“见识少”，可能既指自身的阅历，也反映了她对性格急躁和直观判断的反省。这种理解与她年岁增长后形成的视角有关，而非对年轻时动机的全面记录。

关于离开的具体细节，历史记载存在一些差异。普遍认为，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苏联，夫妻关系因此分离。将其归结为一次争吵或简单的治疗理由，未免过于简化；这背后更复杂的情感状态被忽视了。她的远行之后，仍时常牵挂延安与家人，但回国后的生活与健康状况多次变化，未能与毛泽东长期会面。1949年前后，她曾希望能去北京见面，但未能实现。直到1959年的庐山重逢，已经过去了超过二十年的时间。尽管这次会面没有改变各自的人生轨迹，却让一直被搁置的往事重回彼此的视线中。

贺子珍在与朱旦华的谈话中，并没有将责任归于任何人。她承认“见识少”，既表现出对当年的遗憾，也是自我的反思。历史人物的选择往往受限于时代、健康状况与个人性格，因此简化为一句话裁定是片面的。这段谈话被后人铭记，并不在于它提供了简单的离别答案，而在于贺子珍晚年的坦诚。她承认年轻时的判断局限，反映了离开的后悔。这种回望对经历过战争、创伤与长时间分离的她而言，绝非易事。